曾巩-生平介绍

作者：曾巩

概述　　曾巩，建昌南丰（今属江西）人，北宋著名政治家、散文家。

他家境贫寒，有一个哥哥，四个弟弟，十个妹妹（其中一人夭折），父亲被罢官，身体也不好，所以肩负起养家的重任。

　　曾巩自称“家世为儒”（曾巩《上欧阳学士第一书》），祖父作过尚书户部郎中，父为太常博士。

曾巩天资聪慧，记忆力非常强，幼时读诗书，脱口能吟诵，与兄长曾晔一道，勤学苦读，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。

史称巩“十二岁能文，语已惊人”。

其弟曾肇在《亡兄行状》中称其“生而警敏，不类童子”，而且记忆力超群，“读书数万言，脱口辄诵”。

18岁时，赴京赶考，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，并结成挚友。

20岁入太学，上书欧阳修并献《时务策》。

欧阳修见其文笔独特，非常赏识。

欧阳修说：“过吾门者百千人，独于得生为喜。

”（《上欧阳学士第二书》）自此名闻天下，但因其擅长策论，轻于应举时文，故屡试不第。

庆历七年（1047），其父去世，其身为次子（其上尚有一兄长），只好辍学回归故里，尽心侍奉继母。

曾巩少年时与王安石为密友，登欧阳修之门以后，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。

直至嘉祐二年（1058），欧阳修主持会试，坚持以古文、策论为主，诗赋为辅命题，曾巩才与其弟曾牟、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一。

　　嘉祐四年（1059），任太平州（今安徽当涂县）司法参军，以明习律令，量刑适当而闻名。

五年，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、集贤校理，理校出《战国策》、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、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唐令》、《李太白集》、《鲍溶诗集》和《列女传》等大量古籍，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，并撰写了大量序文。

熙宁二年（1069），任《宋英宗实录》检讨，不久被外放越州（今浙江绍兴）通判。

熙宁五年后，历任齐州、襄州、洪州、福州、明州、亳州等知州。

为政廉洁奉公，勤于政事，关心民生疾苦。

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，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。

致力于平反冤狱、维护治安、打击豪强、救灾防疫、疏河架桥、设置驿馆、修缮城池、兴办学校、削减公文、整顿吏治、废除苛捐杂税，深受群众拥戴。

　　元丰三年（1080），改任沧州（今河北）知州，途经京城开封时，宋神宗召见。

宋神宗对其“节约为理财之要”的建议大为赞赏，留任为三班院勾判。

元丰四年，朝廷认为“曾巩史学见称士类，宜典五朝史事”，任为史官修撰，管勾编修院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。

元丰五年，拜中书舍人。

同年九月，遭母丧，去官。

次年，病逝于江宁府（今南京）。

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。

南宋理宗时追谥为“文定”，人称“南丰先生”。

他还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政事　　自称家世为儒“，①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，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，父为太常博士。

《宋史》称曾巩年幼警敏“，读书数百言，脱口成诵“②。

十二岁能文，语已惊人“③。

但据他自称幼时从先生受书，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“，到十六七岁时，窥六经之言，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“，始知爱好，并努力学习④。

到二十岁后，欧阳修见其文奇之“⑤大约就在这时，他曾给欧阳修写信，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“。

信里他一面称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，一面表白自己的为人志节：巩自成童，闻执事之名，及长，得执事之文章，口诵而心记之，观其根极理要，拨正邪僻，掎挈当世，张皇大中，其深淳温厚，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，无半言片词舛驳于其间，真六经之羽翼，道义之师祖也。

……又闻执事之行事，不顾流俗之态，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。

……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，既有德而且有言也。

韩退之没，观圣人之道者，固在执事之门矣。

曾巩当时少不更事，而能有这样的看法，很不简单，所言者虽有所未尽，但大体符合实际。

又说：巩性朴陋，无所能似，家世为儒，故不业他。

自幼迨长，努力文字间，其心之所得，庶不凡近。

……唯其寡与俗人合也，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，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。

抱道而无所与论，心常愤愤悱悱，恨不得发也。

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，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，则圣人之堂奥室家，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。

这段话是表述自己的为人的。

与俗不合，抱道自守，心志如此，确不凡近。

欧阳修对于这样的人物自是重视的。

因此，曾巩上书之后，曾经得到欧阳修接见。

据曾巩《上欧阳学士第二书》讲，欧阳修见到他之后，曾对他说：过吾门者百千人，独于得生为喜。

而且当曾巩向欧阳修告别之时，欧阳修还写了《送曾巩秀才序》，其文云：广文曾生来自南丰，入太学，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，有司敛群才、操尺度，概以一法，考其不中者而弃之。

……然曾生不非同进，不罪有司，告予以归，思广其学而坚其守，予初骇其文，又壮其志，……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，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，然曾生亦不以干也。

予岂敢求生，而生辱以顾予，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，而有司又失之，而独余得也。

于其行也，遂见于文，使知生者，可以吊有司，而贺余之独得也。

此序作于庆历二年（1042），这时曾巩虽见弃于有司，却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。

　　在这期间，曾巩也结识了王安石，还曾向欧阳修推荐。

他在《再与欧阳舍人书》中说：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，其略曰：巩之友有王安石者，文甚古，行称其文。

虽已得科名，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。

彼诚自重，不愿知于人，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。

如今时所急，虽无常人千万，不害也。

顾如安石，此不可失也。

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话，可见曾巩对王安石曾经非常器重。

在这封信里，他不仅推荐王安石，还曾提到王回、王向，一并向欧阳修推荐。

　　后来，在《与王介甫第一书》里曾巩又说：巩至金陵，自宣化渡江来滁上，见欧阳先生，住且二十日，……欧公悉见足下之文，爱叹诵写，不胜其勤。

间以王回、王向文示之，亦以书来言：此人文字可惊，世所无有。

……欧公甚欲一见足下。

能作一来计否？

由此看来，在这期间曾巩同欧阳修已有相当亲密的交往。

考中进士　　曾巩是在嘉祐二年（1058）欧阳修知贡举时考中进士的。

在这之前，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这样的前辈，结交了王安石这样的朋友，而且已经同当代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如杜衍、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，投献文章，议论时政，陈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。

不过，曾巩所写的这些书信，不同于寻常的干谒“，不是请求荐引。

例如，他在《上杜相公书》中说：今也过阁下之门，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，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，故敢道其所以然，而并书杂文一编，以为进拜之资。

蒙赐之一览焉，则其愿得矣。

这封信大概就写于庆历五年（1045）杜衍、范仲淹等被黜离职之后。

曾巩于此时写信并投献文章，正好说明他的为人和政治态度，政治上同杜衍、范仲淹一致，绝不趋炎附势。

编校书籍　　曾巩既中进士，便被调任为太平州（今安徽当涂）司法参军，又召编校史馆书籍，迁馆阁校勘，集贤校理，为实录检讨官。

在这期间，曾巩对于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。

对于历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述，写过一些叙录，如《新序目录序》、《列女传目录序》、《战国策目录序》等，还有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南齐书》等，也都写有“叙录”。

　　曾巩虽推崇欧阳修，但他的学术观点和欧阳修亦有所不同。

例如，他在《筠州学记》中说：周衰，先王之迹熄。

至汉，六艺出于秦火之余，士学于百家之后，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，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。

刑名兵家之术，则狃于暴诈，惟知经者为善矣，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，以其私见妄（一本下有臆字），穿凿为说，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。

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。

他对扬雄如此称赞，这看法与韩愈比较相近，与欧阳修则颇相反。

　　此外，曾巩还有《答王深甫论扬雄书》，对于扬雄屈事王莽以及作《剧秦美新》，都有所辩解，并引王安石的看法，以为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“，而且认为世传其投阁者妄云云。

曾巩对扬雄的看法，涉及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。

扬雄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，对曾巩都有影响。

任职情况　　曾巩离开馆阁，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。

最初是越州通判（今浙江绍兴一带），其后又知齐州（今山东济南一带），徙襄州、洪州，知福州。

史称曾巩在这几州都有政绩，主要在荒政和平盗两个方面，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绩。

曾巩移徙洪州时，曾有《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》诗，诗云：忆昔江西别子时，我初折腰五斗粟。

南北相望十八年，俯仰飞光如转烛。

他这时似乎已有倦于转徙的感叹。

此后便多次表示为了养亲而不愿远仕。

　　在赴福州之前，曾巩有《辞直龙图阁知福州状》。

到福州后又有《福州上执政书》，书中说：转走五郡，盖十年矣，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义。

此巩之所以自处，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。

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，敢布于下执事者，诚以巩年六十，母年八十有八，老母寓食京师，而巩守闽越，仲弟守南越，二越者，天下之远处也，于著令：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，同居之亲当远仕者，皆得不行。

……据此，他请求或暂还之阙下，或处以闲曹，或引之近畿，属以一郡，使得谐其就养之心，慰其高年之母。

“此书之外，曾巩还有《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》，也是请求朝廷照顾养亲的。

大概正是因为他一再申请，朝廷曾一度下令，召判太常寺“；可是当他离职上路以后，又有诏改知明州。

为此，曾巩又有《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》，希望朝廷允许他暂至京师迎侍母赴任“。

但未能如愿，所以后来移知亳州，又继续申请。

他在《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》中说：臣昨任福州，已系远地，迎侍不得，即今老母多病，见在京师，人子之谊，晨昏之恋，固难苟止。

二者于臣之分，实为迫切。

……只乞对移陈蔡一郡，许臣暂至京师，迎侍老母赴任。

……今臣幸蒙恩诏移守亳州，如臣所请。

况亳州去京不远，欲乞许臣暂至京师，迎侍老母赴任。

“元丰三年（1080），曾巩又徙知沧州，有《沧州乞朝见状》，说：窃念臣远离班列十有二年，伏遇陛下神圣文武，当天受命，……而臣曾未得须臾之间进望清光，窃不自揆，愿奉德音，犬马之情，固非一日之积。

今将至京师，他望圣慈，许臣朝见。

于是神宗召见了曾巩。

召见之后，他曾请求登对，有《乞登对状》，说自己被召见时，不敢率然以对“，可是退而伏念“，还是希望上殿敷奏“，以便披腹心“，当天心“。

此后曾巩便被留在京师，勾当三班院“。

告老还乡　　元丰四年（1081），有诏书说：曾巩史学见称士类，宜典五朝史事。

于是便以为史馆修撰，管勾编修院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“。

史称近世修国史，必众选文学之士，以大臣监总，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者“，于是曾巩入朝辞谢说：此大事，非臣所敢当。

并有《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》，表示谦让。

　　元丰五年（1082）四月，擢拜中书舍人。

这时曾巩又有《辞中书舍人状》，述说自己齿发已衰，心志昏塞“，希望另选贤能。

还有《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》，表示谦退。

但这年九月，曾巩即遭母丧，因而罢职。

　　元丰六年（1083）四月，曾巩卒于江宁府（今江苏南京），终年65岁。

著作有《元丰类稿》等。

散文　　曾巩散文成就很高，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，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。

作为欧阳修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，几乎全部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，他在理论上也是主张先道而后文的。

但比韩愈、欧阳修更着重于道。

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，文道结合，主张“文以明道”。

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、韩愈两家之长，古雅本正，温厚典雅，章法严谨，长于说理，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。

《宋史·曾巩传》评论其文“立言于欧阳修、王安石间，纡徐而不烦，简奥而不晦，卓然自成一家，可谓难矣。

”。

王安石说：“曾子文章众无有，水之江汉星之斗”。

苏轼认为：“曾子独超轶，孤芳陋群妍”。

苏辙则用“儒术远追齐稷下，文词近比汉京西”来概括曾巩的学术成就。

朱熹也推崇他“予读曾氏书，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，何世之知公浅也。

”其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，阐明异议；记叙性散文舒缓平和，翔实而有情致，对后世创作影响极大，明清两代著名作家都将其作品奉为典范。

曾巩为文，自然淳朴，而不甚讲究文采。

在八大家中，他是情致较少的一个。

诗歌　　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，但亦能诗。

现存诗400余首，大都写得比较质朴，雄浑超逸，含义深刻，略似其文。

元代刘埙认为曾巩“平生深于经术，得其理趣；而流连光景，吟风弄月，非其好也。

往往宋人诗体多尚赋，而比与兴寡，先生之诗亦然”（《隐居通议》卷七），道出了他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。

但他并非只善赋体，也有一些诗长于比兴，形象鲜明，颇得唐人神韵。

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，精深，工密，颇有风致。

如《西楼》、《城南》、《咏柳》等，称得上宋代近体诗中写景抒情的佳作。

就“八大家”而论，他的诗不如韩、柳、欧、王与苏轼，却胜于苏洵、苏辙。

但为文所掩，不受重视。

词仅存《赏南枝》一首。

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，在国外发行。

　　曾巩的学术和文章在他生前就享有很高的声誉。

降及南宋，盛誉不衰。

朱熹在北宋各古文家中独服膺曾巩。

吕祖谦编选《古文关键》时，只取曾巩，不取王安石，可见当时风尚。

元末明初朱右编选《八先生文集》，开始将曾巩与韩、柳、欧、王及三苏并列。

明代唐宋派的王慎中、唐顺之、茅坤、归有光作文都推尊曾巩。

茅坤编《唐宋八大家文抄》，将曾巩正式列为八大家之一，这更奠定了他在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
清代桐城派的宗祖方苞，以及刘大櫆、姚鼐等，将欧阳修、曾巩的文章作为楷模，从学曾入手学欧文。

这种风气在从方苞到方东树的几代桐城派作家中都没有多大改变。

从宋到清，虽也有个别贬抑曾巩的言论，但不是主流。

　　曾巩强调六经为本源，借圣人之学加强文章底蕴，追求一种雍容典雅的艺术风格。

无论叙事、议论都冲和平淡、委曲周详。

布局完整严谨，节奏舒缓不迫，语言干净，思致明晰。

文章平易理醇，且其开阖、承转、起伏、回环都有一定的法度，显得规矩严密，故唐宋八大家中最便于学习。

明清唐宋文派和桐城派散文作者，学“古文”多由模仿曾文入手，这当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
　　曾巩一生用功读书，家里藏书二万余卷，他一一加以校勘，至老不倦。

收集古今篆刻500卷，编为《金石录》。

所著文集《元丰类稿》50卷现存于世，有《四部丛刊》影元本。

曾编校过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列女传》，整理过《战国策》、《说苑》，另有《续稿》40卷、《外集》10卷，宋后亡佚。

　　曾巩还十分重视兴教劝学，培养人才，在抚州居所侧建有“兴鲁书院”，并亲自定学规、执教席，推动抚州学风。

在南丰“子固公园”，有曾巩幼时读书处──读书岩、曾文定公祠、仰风亭、思贤堂，县博物馆亦建在其内。

南昌市有一条子固路，也是后人为纪念这位先贤而命名的。

　　南丰曾氏为耕读世家。

自巩之祖父致尧于太平兴国八年（983）举进士起，77年间曾家出了进士19位。

进士中，致尧辈7人，其子易占辈6人，其孙巩辈6人。

此外，巩之妹婿王安国、王补之、王彦深等一批人亦皆进士。

披阅《建昌府志》、《南丰县志》及诸曾著作如巩之《元丰类稿》，我们不能不被该家族的儒学底蕴、文化积淀与苦学精神所震惊。

曾巩进士同年苏轼、苏辙赠诗称：“儒术远追齐稷下，文词近比汉京西”，非虚言也。

应用文　　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，有《元丰类稿》和《隆平集》传世，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，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史传、策论一类的应用文。

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，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。

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，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不无指导意义。

　　应用文起源于尧舜时代。

他在《辞中书舍人状》中论述应用文的历史发展时，断定应用文起源于尧舜时代。

在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时代。

君主一方面创新政事，按百官的实绩赐与爵位和恩惠，另一方面教化治理平民，一定要有诏、号、令、命一类的应用文诏告天下，传达君主的意图。

于是君主挑选聪明、才能出众、工於语言的文学大臣载於典册，使君主的意图传布畅达，施行於天下，传於后世，这样就产生了应用文，以作为教化治理的工具。

“窃以唐虞三代之君，兴造政事，爵德官能之际，所以播告天下，训齐百工，必有诏号令命之文，达其施为建立之意。

皆择当世聪明隽逸、工於言语文学之臣，使之散扬演畅，被於简册。

以行之四方，垂之万世，理化所出，其具在此。

”好学苦志．以文谒曾子固，子固为点去百十字，文约而义意加备，无己大服。

” 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。

南宋朱熹“爱其词严而理正，居尝诵习”。

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、唐顺之、茅坤、归有光，清代的桐城派方苞、刘大槐、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。

《明史·王慎中传》载：“慎中为文，初主秦汉，谓东京之下无可取，已司欧、曾作文之法，乃尽焚旧作，一意师仿，尤得力于曾巩；顺之初不服，久亦变而从之。

” 曾巩一生著述丰富，有《元丰类稿》50卷、《续元丰类稿》 40卷、《外集》10卷流行于世。

另外，他还著有《卫道录》、《大学稽中传》、《礼经类编》、《杂职》、《宋朝政要策》、《诗经教考》等等。

宋朝南渡后，《续稿》、《外集》散佚不传，今仅存《元丰类稿》 50卷。

又世传《隆平集》30卷旧题曾巩撰，前人考订系出于伪托。

先道而后文　　曾巩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。

他在当代和后代古文家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低的。

他的成就虽然不及韩、柳、欧、苏，但有相当的影响。

　　曾巩为文主张是接近欧阳修的。

先道而后文，但比欧阳修更侧重于道。

在《答李沿书》里他说：辱示书及所为文，……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，信如是，是足下之有志乎道，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也。

末曰其发愤而为词章，则自谓浅俗而不明，不若其始思之锐也。

乃欲以是质乎予。

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，欲至乎道也；而所质者，则辞也。

无乃务其浅、忘其深，当急者反徐之欤？

夫道之大归非他，欲其得诸心，充诸身，扩而被之天下国家而已，非汲汲乎辞也。

其所以不已乎辞者，非得已也。

孟子曰：予岂好辩哉？

予不得已也。

此其所以为孟子也。

　　此外，在《与王向书》、《回傅权书》中也有类似的见解。

先道德而后辞章，这是曾巩的一贯主张。

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，曾巩的文章同韩、柳、欧、苏各家相比，便显得质朴少文。

韩、欧诸公虽也说过先道后文一类的话，但他们毕竟还是重视文采，曾巩则不很讲求文采。

自然淳朴　　当然，曾巩虽然不讲文采，而文章却写得自然淳朴，自成一家。

这是曾巩文章的特色。

这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。

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，委婉曲折，与欧阳修近似。

其次，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，然亦时有摇曳之姿，纵横开合，有如韩愈。

赠序之文，尤有特点。

例如《赠黎安二生序》一开始说：苏轼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，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，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，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，辱以顾予“。

然后说，读了他们的文章，认为：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，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。

再说下去，便说到黎生将行，求曾巩赠言，以解惑于里人“。

于是曾巩乃大发议论如下：予闻之自顾而笑。

夫世之迂阔，孰有甚于予乎？

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，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，此余之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。

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？

今生之迂，特以文不近俗，迂之小者耳，患为笑于里之人；若予之迂大矣，使生持吾言而[归]，且重得罪，庸讵止于笑乎？

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？

谓予之迂为善，则其患若此；谓为不善，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，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。

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，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。

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。

像这样的笔墨虽然不及韩愈的赠序那样纵横变化，故作姿态；却也写得曲折尽意，很有波澜。

而且语出自然，无造作之迹，这一点又近似欧阳修。

再有，曾巩的文章又是善于记叙的，其特点是条理分明，无不达之意。

例如《越州赵公救灾记》，写知越州的赵公前民之未饥，为书问属县云：灾所被者几乡？

民能自食者有几？

当廪于官者几人？

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？

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？

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？

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？

使各书以对，而谨其备。

还有，曾巩为文，一般说来，是长于记叙、不多写景的，例如《醒心亭记》、《游山记》等，几乎不写景物。

但有的文章也极刻画之工，如《道山亭记》即是一例：其路在闽者，陆出则厄于两山之间，山相属，无间断，累数驿乃一得平地。

小为县，大为州，然其四顾亦山也。

其途或逆坂如缘絙，或垂崖如一发，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。

土皆石芒峭发，择然后可投步。

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，非其土人，罕不踬也。

其溪行，则水皆自高泻下，石错出其间，如林立，如士骑满野，千里上下，不见首尾。

水行其隙间，或衡缩蟉糅，或逆走旁射，其状若蚓结，若虫镂，其旋若轮，其激若矢。

舟溯沿者，投便利，失豪分，辄破漏。

虽其土长川居之人，非生而习水势者，不敢以舟楫自任也。

其水陆之险如此。

这段文字是写道山亭所在之地的山川之险的，形容刻画，可谓精工。

同柳宗元山水诸记相比，自有特色。

由此看来，曾巩为文虽少景物描写，却并非不能，而是不为。

偶一为之，也能臻于极妙之境。

　　此外，曾巩还有一些论及学术、艺术的文章，例如《战国策目录序》、《宜黄县学记》、《墨池记》等，纵论古今，更多学者气息。

简奥而不晦　　《宋史》本传论及曾巩的文章：曾巩立言于欧阳修、王安石间，纡徐而不烦，简奥而不晦，卓然自成一家，可谓难矣。

这一评语，比较切合曾巩文章的实际。

纡徐简奥“，概括了主要特点。

　　曾巩生前与身后，都不曾以诗见称。

但他一生作诗也并不少。

而且有些诗中还抒发了不见于文的思想和情感。

在文章里，曾巩不像欧阳修那样指陈时弊，而在诗中却有所涉及。

例如《胡使》诗云：南粟鳞鳞多送北，北兵林林长备胡。

胡使一来大梁下，塞头弯弓士如无。

折冲素恃将与相，大策合副艰难须。

还来里闾索穷骨，斗食尺衣皆北输。

中原相观双失色，胡骑日肥妖气粗。

九州四海尽帝有，何不用胡藩北隅？

　　这样的言语，在曾巩的论政之文中不曾有过。

斗食尺衣皆北输“，胡骑日肥妖气粗“，这是对北宋朝廷刮民髓赍盗粮的苟安政策的生动概括。

剥夺百姓的衣食，养肥入侵的军马。

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，曾巩循循儒者，于此也不能不慨乎言之。

　　曾巩还有《追租》一诗，其中有句云：赤日万里灼“，禾黍死硗确“。

饥羸乞分寸，斯须死笞缚“。

公卿饱天禄“，每肆诛求虐“。

这是说天旱民饥，而官方不恤。

曾巩在这里颇有为民请命之意。

最后说：试起望遗村，霾风振墟落“，面对民间疾苦，曾巩是无能为力的。

　　曾巩一生，历任地方官职，鞠躬尽瘁，似乎没有什么抱怨。

几次上书，皆以侍亲为言。

但在诗中，有时也微露不满。

例如《东轩小饮呈坐中》云：二年委质系官次，一日偷眼看青山。

念随薄禄闲垂首，似见故人羞满颜。

及门幸得二三友，把酒能共顷刻间。

海鱼腥咸聊复进，野果酸涩谁能删。

谈剧清风生尘柄，气酣落日解带镮。

瑰材壮志皆可喜，自笑我拙何由攀。

高情坐使鄙吝去，病体顿觉神明还。

简书皇皇奔走地，管库碌碌尘埃间。

功名难合若捕影，日月遽易如循环。

不如饮酒不知厌，欲罢更起相牵扳。

　　又如《人情》诗云：人情当面蔽山丘，谁可论心向白头！

天禄阁非真学士，玉麟符是假诸侯。

诗书落落成孤论，耕钓依依忆旧游。

早晚抽簪江海去，笑将风月上扁舟。

　　在这样一些诗里，曾巩流露了更真切的情感。

曾巩不是诗人，但在诗里却更体现了他的全人“。

总的看来，曾巩一生，政治表现不甚突出。

《宋史》本传说“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，政事不如文章。

”　　综观曾巩一生，历任州郡官吏十几年，在京师作官的时间不多。

从他的一些政论文章看，如《唐论》、《书魏郑公传后》、《熙宁转对疏》、《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》、《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》等，并没有突出的政治见解。

其主要观点是泛称三代之制，称赞后周和唐初的贞观之治，而对于宋代的政治却没有多少条陈和建议，与范、欧诸公不同。

他在《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》中对于宋朝的现状还是相当称赞的。

他说：　　盖远莫懿于三代，近莫盛于汉唐，然或四三年，或一二世，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。

岂有若今五世六圣、百有二十余年，自通邑大都，至于荒陬海聚，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，无援桴击柝之戒接于耳目。

臣故曰：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。

　　又说：　　今陛下履祖宗之基，广太平之祚，而世世治安，三代所不及，则宋兴以来，全盛之时，实在今日。

由此可见，曾巩对于当时的政治不仅没有任何不满，而且推崇备至，当然也就不曾提出改革的意见。

　　在这以前，熙宁二年（1069），王安石参知政事，推行新法，当时曾巩出守越州，其后转徙六郡，在外十二年。

对于熙宁新法，也没有发表过具体意见。

只是在《过介甫归偶成》诗中说过：心交谓无嫌，忠告期有补，直道讵非难，尽言竟多迕。

知者尚复然，悠悠谁可语。

观此，则两人过去言谈之间，可能有过意见分歧。

还有，其《与介甫第二书》也说：比辱书，以谓时时小有案举，而谤议已纷然矣。

足下无怪其如此也。

又说：谤怒之来，诚有以召之，故曰：足下无怪其如此也。

虽然，致此者岂有他哉？

思之不审而已矣。

由此看来，在政治上二人是有分歧的。

　　总的看来，曾巩一生，政治表现不甚突出。

《宋史》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，政事不如文章“。

这话可能有些根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