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充-生平介绍

作者：王充

　　王充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，他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：　　1.天自然无为　　王充认为天和地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，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事物的生成是自然无为的结果。

他认为万物是由于物质性的气，自然运动而生成的，天地合气，万物自生，生物间的相胜是因为各种生物筋力的强弱、气势的优劣和动作的巧便不同，并非天的有意安排，天不是什么有意志能祸福的人格神。

　　2.天不能故生人　　王充认为天是自然，而人也是自然的产物，人，物也；物，亦物也，这样就割断了天人之间的联系。

他发扬了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思想。

他说：人不能以行感天，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。

他认为社会的政治、道德与自然界的灾异无关，所谓天人感应的说法只是人们以自己的想法去比拟天的结果。

　　3.神灭无鬼　　王充认为人有生即有死。

人所以能生，由于他有精气血脉，而人死血脉竭，竭而精气灭，灭而形体朽，朽而成灰土，何用为鬼?他认为人死犹如火灭，火灭为何还能有光?他对于人的精神现象给予了唯物的解释，从而否定鬼的存在，破除了善恶报应的迷信。

　　4.今胜于古　　王充反对奉天法古的思想，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，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，古今不异，没有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，没有理由颂古非今。

他认为汉比过去进步，汉在百代之上，因为汉在百代之后。

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。

　　王充喜欢博览群书，但是不死记章句。

小时候家里穷没有书，经常去逛洛阳集市上的书店，阅读那里所卖的书，看一遍就能够背诵，于是精通了百家之言。

后来回到乡里，住在家里教书。

会稽郡征聘他为功曹。

”可见双亲俱在，且很慈爱，未尝见背。

王充少时，不喜欢押呢戏辱等无聊游戏。

其他小孩喜欢掩雀捕蝉，戏钱爬树，王充从来不去参与，表现出孤介寡和，端庄严整的气质。

这引起王诵的重视，六岁便教他读书写字，八岁进他上小学。

书馆中学童百余人，都因过失和书法不工遭到先生体罚，唯有王充书法日进，又无过错，未尝受责。

学会写字，王充告别了书馆，开始了儒家经典的专经学习和儒家道德的修练。

　　《自纪》说：手书既成，辞师，受《论语》、《尚书》，日讽千字。

经明德就，谢师而专门，援笔而众奇。

　　可见王充接受的正规教育仍然是儒家的伦理，使用的系统教材仍然是儒家的经典《论语》、《尚书》，与常人并无两样。

乡学既成，王充乃负笈千里，游学于京都洛阳。

在洛阳，王充入太学，访名儒，阅百家，观大礼，大开了眼界，大增了学问，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实的学术风格。

负笈京师　　东汉的京师在洛阳，当时是全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

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（即光武帝）本是南阳的一位书生，夺得天下后，特别注重文雅，尤向儒术。

史称他“未及下车，先访儒雅”，收集典籍，征招遗隐，“于是四方学士，莫不抱负坟籍，云会京师。

”为了安抚这批饱学通经之士，光武皇帝特起太学，设博士，用他们来教授生徒，造就人才。

太学既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，而且典籍丰富，名流革集，也是全国最权威的学术活动中心。

因此四方郡县都挑选优秀青年进入太学深造，王充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太学学习。

　　王充到太学的时间，大约在建武二十年（公元44年），谢承《后汉书》载：“班固年13，王充见之，抚其背谓班彪曰：‘此儿必记汉事。

’”谢承书已佚，此文见于范晔《后汉书·班因传》李贤注。

班因生于建武八年，比王充小5岁，班固13岁，王充到京师时，已年满18，正当汉光武二十年。

风华正茂，正是学知识，长见识的大好时机。

不过，当时太学受今文经学的影响，盛行章句之学。

传经注重家法师承，先生们将先师的遗教记下，章有章旨，句有句解，称为“章句”。

弟子们反复记诵，味同嚼蜡；恪守师训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
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纬书谶记，事无巨细，皆决于图谶，神学迷信，充斥学坛。

太学教育，不仅方法僵死，而且内容虚诞。

好在这时王充的前辈学者社林、郑众、桓谭、班彪等人都在京师，他们都是古文经学家，博学淹贯，号称大儒。

在数家之中，王充对桓谭和班彪最为推崇，受他们的影响也最深。

　　在思想方法上，王充又得益于桓谭。

桓谭（公元前23年一公元50年），字君山，沛国相（今安徽濉溪县）人。

“博学多通，遍习五经”，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。

著有《新论》一书。

他治学的特点也是“训诂举大义，不为章句”，与班氏父子学风相同。

在思想方法上，颇具求实精神，喜好古文经学，常与刘歆、扬雄“辨析疑异”，尤其反对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，他曾在光武皇帝面前冒着杀头的危险非议谶纬神学，对俗儒的鄙俗见解更是深恶痛绝，常常调笔讥讽，“由是多见排抵”。

桓谭求实的治学精神，王充特别欣赏，他在《论衡》书中多次赞赏说：“（桓谭）又作《新论》，论世间事，辨照然否，虚妄之言，伪饰之辞，莫不证定。

”（《超奇》）“世间为文者众矣，是非不分，然否不定，桓君山论之，可谓得实矣。

论文以察实，则君山汉之贤人也。

”（《定贤》）　　王充本来对汉代的董仲舒、司马迁、扬雄等人十分赞赏，但在数家之中，王充对桓谭最为激赏，说“仲舒之文可及，君山之论难追”（《案书》片“彼子长（司马迁）、子云（扬雄）说论之徒，君山为甲。

”（《赵奇》）认为舒仲其文虽奇，犹可学而及之；桓谭出语高峻，非可企及。

甚至与以论说为长的太史公、扬雄相比，桓谭也是首屈一指的。

他说桓谭为汉世学术界值定是非，就像一个公正的执法官一样。

从前汉朝的丞相陈平出佳之前，在阎里“分均若一”，这是能当丞相的象征。

桓谭论议平实如陈平之分物，也是当丞相的料。

可惜他因非毁谶纬，贬死途中。

王充将这位没过过一天丞相瘾的落拓之士称为“素丞相”，以配孔子“素王”；并将桓谭作《新论》与孔子作《春秋》相比美：“孔子不王，素王之业在于《春秋》；然则桓君山不相，素丞相之迹在于《新论》者也。

”（《定贤》）又说“质定世事，论难世疑，桓君山莫上也。

”（《案书》）评定世间的事情，讨论世间疑难，没有一个比得上他。

受桓谭的影响，王充对神学迷信、俗说虚妄也深不以为然，他后来撰著《论衡》一书，其主旨也是“解释世俗之疑，辨照是非之理”（《对作》），与桓谭《新论》的主题如出一辄。

　　当时在京师的青年学者除班因外，还有贾逵、傅毅、杨终等，俱曾为官兰台，王充也与他们有所往来。

兰台是东汉的皇家图书馆和国家史馆，在那里读书作文，皆由公家供应纸墨，条件优越，待遇优厚，是一个清高又实惠的学术机构，因此时人称进入兰台为登蓬莱，世以为荣。

　　贾逵，字景伯，扶风平陵人，东汉歹（的古文经学家。

其父贾徽尝从刘歆习《左氏春秋》。

逵少承庭训；通《左传》及五经本文。

《后汉书》本传又说他“自为儿童，常在大学，不通人间事”，是一个兼得家庭教育和太学教育双美的幸运儿。

他博通五经，兼明今古，对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周礼》尤其专门，特别是对《左传》的兴旺发达，功劳甚大。

同时他对于今文家的《大夏侯尚书》、《谷梁传》也十分精通。

他还是汉代第一个遍注群经的大儒，史书说“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，学者宗之，后世称为通儒。

”明帝时，拜为郎官，与班固同在兰台校书。

　　傅毅，字武仲，扶风茂陵人，少博学，水平中在平陵习章句，深为章句之学的破碎支离所苦恼，因作《迪志诗》，以殷高宗贤相傅说后裔自居，说：“先人有训，我讯我诰。

训我嘉务，诲我博学。

”遂以大义文采为务，斐然成章。

章帝时，授兰台今史，与班贾同业，杨终，字子山，蜀郡成都人。

年13为郡小吏，太守遣至京师习《春秋》。

后随郡上计吏至京师，见三府为《哀牢传》不成，杨终因来自四川，熟悉西南民族情况，作传上之，今天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》中的《哀牢传》就是杨传的改编本。

明帝奇其才，征诣兰台，拜校书郎。

　　班贾傅杨，俱为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，共在兰台，酬酌诗文，好不风光！

明帝水平十七年，五色雀群集，明帝下诏群儒学士各献《神雀赋》。

百官众僚，纷纷响应，结果只有他们四人和侯讽的赋受明帝欣赏。

王充记其事曰：“永平中，神雀群集，孝明诏上《神雀颂》。

百官颂上，文皆比瓦石，唯班固、贾逵、傅毅、杨终、侯讽五颂金玉，明帝览焉。

”（《侠文》）　　王充亲睹其盛，好不羡慕！

一再赞美说：“兰台之史，班固、贾逵、傅毅、杨终，名香文美。

”（《别通》）到了晚年，穷居陋巷，还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王充征在兰台，“蹈班、贾之迹”，一则以还平生未遂之愿，二则以“论功德之实”（《须颂》），报主隆思。

博览百家　　王充在洛阳除了从名师，交胜友外，还广沙博览，穷读群书。

《后汉书》说王充在洛阳，“家贫无书，常游洛阳市肆，阅所卖书，一见辄能诵忆，途通众流百家之言。

”在熟读经史之余，王充还兼及百家，通诸子之学。

浅学俗儒多拘守经本，认为经为圣人所造，是真理所在，皓首穷经；一经之中，又专守一师之说，抱残守缺，排斥异己。

更莫说儒书以外的诸子百家了。

因此他们目光短浅，见解鄙俗。

王充通过对儒书与诸子百家的对比研究，认为诸子与儒经同等重要，有时子书甚至比经书还为可靠。

他说：五经遭秦朝“燔烧禁防，伏生之徒，抱经深藏”，汉兴，“经书缺灭而不明，篇章弃散而不具”、晁错之徒受经于伏生，自后名师儒者，“各以私意，分析文字”，师徒传相授受，形成了所谓的家法和师法。

经书本身的正误已难以辨别，更莫说经师讲解的是是非非了。

相反的是，“秦虽无道，不播诸子”。

由此看来，经书有遗篇，而诸子无缺文。

孰劣孰优就不辩自明了。

　　王充认为：“诸子尺书，文篇俱在，可观读以正说。

”王充说：圣人作经也有文献依据，“六经之作皆有据”。

由此言之，“书（于史）亦为本，经亦为末。

末失事实，本得道质”。

可见诸子群籍，还是经书赖以造作的依据，哪么正可据之以定正经书。

因此他说：“知屋漏者在字下，知政失者在草野，知经误者在诸子。

”就像立身屋檐底下知道屋漏，身处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样，读读诸子百家的书，就容易看出经书的错误。

可是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师说，鹦鹉学舌地“师师相传”，代代相袭，殊不知“初为章句者，非通览之人也”（《书解》）。

这是就经与子的关系来说的。

　　从一个希望成为心胸开阔、知识渊博的人来说，博涉经书以外的众流百家更显必要。

他形象地比喻说：“涉浅水者见虾，其颇深者察鱼鳖，其尤深者观蛟龙。

”所涉历的程度和深浅不同，其所见闻和收获自然也不同。

他说做学问也是如此：“入道浅深，其犹此也。

浅者则见传记谐文，深者入圣室观秘书。

故人道弥深，所见弥大。

”他又比喻说：人们游历都想进大都市，就是因为“多奇观也”。

而“百家之言，古今行事，其为奇异，非徒都邑大市也。

”他又说：“大川相间（兼），小川相属（归属），东流归海，故海大也。

”倘若“海不通于百川，安得巨大之名”？

人做学问也是如此，“人含百家之言，犹海怀百川之流也。

”（《别通篇》）其渊博的知识就会自然而然形成。

王充经子并重，博涉众流的特点，正是他成就其博学通才的原因之一。

　　王充还注意训练自己通博致用和造书属文的能力，他将当时儒学之士分为四等，即：儒生、通儒、文人、鸿儒，他说：“能说一经者为儒生，博览古今者为通人，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，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。

”并且认为：“儒生过俗人，通人胜儒生，文人逾通人，鸿儒超文人。

”（《超奇》）儒生托身儒门，治圣人之经，学圣人之道，远远胜过不学无术的俗人；但儒生仅能死守一经，不知世务，不通古今，“守信师法，虽辞说多，终不为博”（《效力》），故不及博览古今的通人；通人识古通今，诚然可贵，王充曾说过：“知古不知今，谓之陆沉；知今不知古，谓之盲瞽。

”（《谢短》）但是识古通今，只是一种知识的象征，只要“好学勤力，博闻强识”即可做到，能力如何不得而知。

如果“通人览见广博，不能摄以论说，此为匿书主人”，好像那藏书家有书不能观读一样，他认为：“凡贵通者，贵其能用之也”，如果学而不能用，“虽千篇以上，是鹦鹉能言之类也。

”　　文人能草章属文，正是“博通能用”的人，故贵于通人。

但是，文人仅能作单篇文章，不能“连结篇章”，写成专书，所以不及能写长文大著，自成一家之言的鸿儒。

他认为鸿儒最为珍贵，如果说文人是知识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话，那么鸿儒就是“超而又超”，“奇而又奇”的特级人物，若与儒生相比，就好像装饰华美的车子与破车，锦绣与旧袍子相比一样；如果与俗人相比，更是犹如泰山的山顶与山脚，长狄的颈项与脚掌一样，具有天壤之别！

他们是人中超奇，“世之金玉”。

（《超奇》）汉代的谷永、唐林，能上书言奏，依经论事，属于“文人”；而董仲舒、司马迁、扬雄、刘向、刘歆、桓谭等人能鸿篇大论，著书立说，则是“鸿儒”。

王充把他们与圣人同科，视为稀世之珍：“近世刘子政父子、杨子云、桓君山，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……譬珠玉不可多得，以其珍也。

”（《超奇》）王充对鸿儒如此看重，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为一名为世所贵的鸿儒了。

他师事班彪，不守章句，博览百家……都是通往鸿儒之路的有效措施。

　　王充在京师游学历时多久，史无明文，袁山松《后汉书》说王充赶上了汉明帝临辟雍的盛典：充幼聪朗。

诣太学，观天子临辟雍，作《大儒论》。

袁山松书已佚，这条材料见于李贤《后汉书注》。

注文作《六儒论》，根据王充推崇鸿儒的思想，“六儒”当为大儒之误。

辟雍，周代为太学之一，汉代则作为尊儒学、行典礼的场所。

据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》，东汉辟雍始建于光武皇帝中元元年（56年），尚未来得及亲临其境，光武帝便驾崩了。

到了“明帝即位，才亲行其礼。

”《明帝纪》说，水平元年（58年）十月“幸辟雍”，那么，至少在永平元年，王充尚在京师，其时他已32岁，在洛阳访学已经14岁。

明帝在即位之年，恢复了许多久废的儒礼，以表示对礼治的提倡。

这年正月，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，穿上绣着日月星辰的礼服，先祭光武皇帝于明堂，既而登灵台，望云物，吹奏迎春的乐曲，观察物候的变化，制定《时令》书，颁给列侯、诸王，重演了一番早为孔子所叹惜的授时“告朔之礼”。

　　这年冬天，明帝又亲临辟雍，举行尊老养贤之礼。

事先推定年老博学的李躬为“三老”，曾授明帝《尚书》的桓荣为“五更”，这天，天子先行到达辟雍，举行典礼，然后派人用安车蒲轮（用蒲草裹轮以免巅簸）将三老五更接来，皇帝亲自到门屏之间迎接。

以宾主（而非君臣）之礼迎上柞阶。

皇帝下诏“尊事三老，兄事五更”，三公九卿，各就各位。

皇帝挽起龙袍，操刀亲割，将肉献（不是赐）给三老，还亲自给他酌酒；五更，则由三公如此这般地侍候。

接着举行射礼，射礼完毕，明帝归坐于讲堂之上，正襟危坐，执经自讲，诸儒执经问难于前。

不够级别的“冠带缙绅”，只有环绕着辟雍璧水，隔岸观望了。

这天，平时被人骂为穷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。

王充看到了这出从前只在礼书上记载着、在儒生们口头传诵着的敬老尊儒大典，无疑是十分兴奋的，于是欣然作《大儒论》以颂其事。

就是事隔数百年后，范晔作《后汉书》，在写到这一盛况时，也不无激动地说：“（明帝）坐明堂以朝群后，登灵台以望云物，袒割辟雍之上，尊事三老五更……济济乎！

洋洋乎！

盛于永平矣。

”仕途落拓　　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，王充学成之后，也曾抱着致君尧舜的梦想，走“学而优则仕”的路子。

可是王充在官场的境遇并不比他的老师们好多少，《自纪篇》自叙其为官履历曰：在县，位至掾功曹；在都尉府，位亦椽功曹；在太守，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；入州为从事。

王充一身只当过地方官，东汉地方机构，实行州、郡、县三级制，王充历仕三级，但都位不离“掾”。

掾，是汉代各极机构中的属官。

在县里，他作官至掾功曹，主管一县人事和考功。

在郡里，他曾先后在军事长官都尉府作过掾功曹，在行政长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。

在州里，他亦被州刺史征辟为从事属官。

生平就没逃脱过为人下僚的命运。

　　王充为官的地方，可考知者有扬州、丹阳、九江、庐江等地，《自纪篇》曰：“充以元和三年（86年）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、九江、庐江，后入为治中。

材小任大，’职在刺割。

章和二年（88年），罢州家居。

”这条自纪《北堂书钞》卷73和《太平御览》卷602引作“章和二年，徙家避难扬州丹阳。

”有误，“章和二年”应作元和二年，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家居年，非始往之年。

辟，指征辟，被征去作官，不是避难。

《后汉书》亦载：“刺史董勤辟为从事，转治中，自免还家。

”辟字正作征辟讲。

扬州是汉武帝所置十三部（州）之一，东汉为郡上一级行政机构。

丹阳、九江、庐江皆郡名，当时属扬州部所辖。

在元和三年值钱前，王充为任何所尚不清楚。

刘汝霖《汉晋学术编年》建初元年条，根据王充《对作篇》“建初孟年，中州颇歉，颍川汝南，流民四散，圣主忧怀，诏书数至，《论衡》之人，奏记郡守，宜禁奢侈，以备困乏。

言不纳用，退题记草，名曰《备乏》”的自述，遂怀疑“充所仕者非在会稽而在中州之郡邪？

”但别无旁证，难成定论。

　　造成王充这种徘徊州县，淹滞不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后来王充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，曾对仕路穷通作过全面的分析和论述。

《逢遇篇》将入仕宦的达与不达归结为遇与不遇：操行有常贤，仕宦无常遇。

贤不贤，才也；遇不遇，时也。

才高行洁，不可保以必尊贵；能薄操浊，不可保以必卑贱。

或才高行洁，不遇，退在下流；薄能浊操，遇，进在众上。

世各自有以取士，士亦各自得以进。

进在遇，退在不遇。

处尊居显，未必贤，遇也；位卑在下，未必愚，不遇也。

　　古人常说“千里马常有，伯乐不常有”，贤才常有，但仕宦的机会不常有。

生逢其时，仕遇其主，虽才浅德薄也因缘得进；反之，如果生不逢时，所遇非人，即使才高八斗，德比夷齐，也会落拓在野，沉沦下僚。

这在缺乏健全的竞争机制时更是如此。

不过王充生当光武、明帝、章帝、和帝之世，正是东汉王朝的上升时期，征辟举拔之制，还是比较正常的，似乎谈不上生不逢时的问题，但并不排除其所遇非人的可能。

《后汉书》说他“仕郡为功曹，以数谏争不合去”。

王充也曾自纪建初初年，中州欠收，充曾上书郡守，主张厉行节俭，以备困乏，但“言不纳用”；时俗嗜酒，充以为酒耗五谷，又有醺酒滋事之忧，奏记郡守：主张“禁酒”，亦不被重视。

读书人的看家本领就是建言献策，既然言不纳用，可见他遇到的确实并非知己。

　　王充在《累害篇》中又提出“累害”说：凡入仕宦有稽留不进，行节有毁伤不全，罪过有累积不除，声名有暗昧不明，才非下，行非悖，又知（智）非昏，策非味也，连遭外祸，累害之也。

　　仕宦留滞，行迹诬伤，有罪不除，声名狼狈……这一切并不一定是他本人的过错，很可能是外物的连累和陷害。

王充将这些来自外物的毁伤归纳为“三累三害”。

何谓三累三害？

充说：乡里有三累，朝廷有三害。

乡之三累指仕宦之前遇到的麻烦：朋友反目，相为毁伤，一累也；庸才忌妒，毁伤高才，二票也；交游失和，转相攻击，三累也。

朝之三害指出佳之后遭受的陷害：竟进者为了有限的职位互相诋毁，在长官面前捏造夸大事实，长官又不明察，信纳其言，一害也；同僚爱好不同，清浊异操，“清吏增郁郁之白，举涓涓之言”，名声越来越洁白，见解越来越高明，浊吏自惭形秽，怀恨在心，暗中收集清吏的过失，陷害重罚，二害也；长官亲幸佐吏，佐吏人品不高，提拔邪回之人，对不肯附从的“清正之士”必然心怀不满，在长官面前诋毁他，三害也。

王充所举的三累三害，生动而具体，恰如自己的切身遭遇。

　　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，唯物主义哲学家。

整个东汉二百年间，称得上思想家的，仅有三位：王充、王符、仲长统。

王符（公元85—162年），字节信，著有《潜夫论》，对东汉前期各种社会病端进了抨击，其议论恺切明理，温柔敦厚；仲长统（公元180年—220年），字公理，著有《昌言》，对东汉后期的社会百病进行了剖析，其见解危言峻发，振聋发聩。

王充则著《论衡》一书，对当时社会的许多学术问题，特别是社会的颓风陋俗进行了针砭，许多观点鞭辟入里，石破天惊。

《论衡》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的一部“百科全书”。

就物理学来说，王充对运动、力、热、静电、磁、雷电、声等现象都有观察，书中记载了他的观点。

他还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。

王充把人的发声，比喻为鱼引起水的波动；把声的传播，比喻为水波的传播。

他的看法与我们今天声学的结论是一致的：声是物体振动产生的，声要靠一定的物质来传播。

欧洲人波义耳认识到空气是传播声音的媒介，是17世纪的事，比王充晚1600年。

　　范晔《后汉书》将三人立为合传，后世学者更誉之为汉世三杰。

三家中，王充的年辈最长，著作最早，在许多观点上，王充对后二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，王充是三家中最杰出，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。

　　但是由于王充在书中对传统的儒学，特别是汉代经学，进行了论难，有时甚至怀疑古经，上问孔孟，著有《儒增》《书虚》《问孔》《刺孟》等专篇，公然向神圣的经典挑战，向孔孟圣贤发难，这就有犯天下之大不韪，因而被视为名教之罪人。

清乾隆皇帝御批：王充“刺孟而问孔”，“已有非圣无法之诛！

”其他学人虽然不能治其“非圣无法”之罪，但也多挥毫濡翰，口诛笔伐。

素以危言危行著称的大史学家刘知几，因《论衡》书中记载了王充父祖横行乡里的不光彩行径，不合乎子为父隐的纲常名教，说王充“实三千之罪人”！

章学诚亦对王充非难儒学的作法，对他的儒家身份提出了质疑。

　　自《隋书·经籍志》以下，历代目录书都将王充《论衡》列入无所宗师的“杂家”类。

近代经学大师刘师培又说王充是“南方墨者之支派”。

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，在中国学坛上又曾有人说王充是儒家的反对派，是反孔的急先锋……凡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自然我们今天不必为这些带有浓厚政治偏见的褒贬，去为古人的恩恩怨怨纠缠不休，但是，从学术的角度看，我们认为不能仅凭“问孔、刺孟、非儒”这些表面现象就断定他的学术派别，而应视其所问、所刺、所非的具体内容。

根据王充的整体思想来分析定性，笔者认为：综观王充的一生言行，他不仅是一位儒者，而且是一位博学的奇儒。

　　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称：“王充《论衡》实汉代批评哲学第一奇书。

”黄侃在《汉唐玄学论》一文中说：“东汉作者，断推王充。

《论衡》之作，取鬼神、阴阳及凡虚言、谰语，摧毁无余。

自西京而降，至此时而有此作，正如久行荆棘，忽得康衢，欢忭宁有量耶”（《黄侃论学杂著》）？

由此可见王充与《论衡》在近现代学者心目中的地位。

　　近年笔者有《论衡词典》编撰之役，在选择底本、搜集资料中发现：第一，近现代学者眼中如此重要之书，在整个有清一代，竟无像样的版本。

第二，校注成果寥寥，竟无有一部完整的校注本。

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、史、子、集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，大都经过了清代学者的校注整理，不少重要典籍甚至有多个校注本问世，《论衡》一书却几乎无人问津，没有一部新的校注本出现。

笔者心中遂生一疑团：清代学者心目中的王充与《论衡》和今人一样吗？

如果一样，那么他们为何对《论衡》如此冷漠，既不刊刻又不整理？

是偶尔疏忽还是另有原因？

　　原来，清代学者心目中的王充与《论衡》，和现代学者大不相同。

在清代学者眼里，王充实在是一个不孝之人。

　　王充的不孝，首先表现在自述父祖的劣迹。

王充介绍自己的家世时说：“世祖勇任气，卒咸不揆于人。

岁凶，横道伤杀，怨仇众多。

会世扰乱，恐为怨仇所擒，祖父泛举家担载，就安会稽，留钱唐县，以贾贩为事。

生子二人，长曰蒙，少曰诵。

诵即充父。

祖世任气，至蒙、诵滋甚，故蒙、诵在钱唐，勇势凌人。

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，故举家徙处上虞。

”通过王充的记述，我们可以看出，王充的祖上，连续数辈，横行乡里，仗势欺人，时常犯有命案，结怨甚多，因担心仇家报复，不得不数度迁徙，可谓是违法乱纪的恶霸。

以我们今人的眼光看来，王充的作法可以说是不避家丑、实事求是。

但在“臣为君讳、子为父讳”的封建社会里，被视为是一种不孝之举，便不足为奇了。

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在《潜研堂文集·跋〈论衡〉》中批评王充的罪过之一，便是“《自纪》之作，訾毁先人。

”其实早在唐代，史学家刘知己在《史通·序传》中就已指出：“王充《论衡》之《自纪》也，述其父祖不肖，为州闾所鄙……夫自叙而言家世，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，苟无其人，阙之可也。

”王充之所以毫不忌讳地言其父祖的劣迹并不奇怪，因为从王充的思想深处来看，孝的意识十分淡薄。

人们之所以会形成孝的观念，主要是出于对父母生育之恩的感激。

在王充看来，父母生儿育女，完全是性欲冲动的结果。

他在《论衡·物势篇》中说：“夫天地合气，人偶自生也，犹夫妇合气，子则自生也。

夫妇合气，非当时欲得子，情欲动而合，合而生子矣。

”王充所言虽然有一定道理，但把父母生子完全看作是为了满足性欲的要求而非有意识的行为，便很难产生出孝的观念，因而其有诋毁父祖的言论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　　王充的不孝，最被人所诟病者在于扬己抑祖。

他在《自纪篇》中一方面贬毁祖辈，另一方面极力标榜自己，说自己自小便与众不同，仁义听话，恭敬有礼，“父未尝笞，母未尝非，闾里未尝让，”喜欢学习，成绩突出。

成年之后，更是品德高尚，淡薄名利，“常言人长，希言人短”，“得官不欣，失位不恨。

处逸乐而欲不放，居贫苦而志不倦。

”“为人清重，”“性恬澹，不贪富贵”，简直完美无瑕，无可挑剔，与其劣迹斑斑的祖上，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尽管如此，王充卑微的出身，祖上不光彩的形象，始终是他一块难以消除的心病。

于是他便从历史上寻找证据，来说明父祖不好，并不影响后人成才，以此洗刷自己。

他《自纪篇》中说：“母骊犊騂，无害牺牲；祖浊裔清，不％奇人。

鲧恶禹圣，叟顽舜神；颜路庸固，回杰超伦；孔、墨祖愚，丘、翟圣贤。

”清代著名学者惠栋，在“母骊犊騂，无害牺牲；祖浊裔清，不％奇人”之后加批语云：“自誉而毁其先，非人也”（王欣夫《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》）。

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卷六“王充”条针对这段文字说：“盖自居于圣贤而訾毁其亲，可谓有文无行，名教之罪人也。

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亦云：“至于述其祖父顽很，以自表所长，傎亦甚焉。

”可见，无论是官方，还是清代学者个人，都认为王充是一个毁祖誉己的小人和破坏名教的千古罪人。

在“天下之事孝为上”、孝“为万事之纲纪”的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里，谁愿意整理、刻印一个不孝之子的著作呢？

知道了这一点，清代学者不刊刻、不校注《论衡》，便很容易理解了。